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

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入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

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做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5年11月，王国维与莫氏成婚。

1897年年底，王国维与同乡张英甫等谋创海宁师范学堂，并上呈筹款缘由，未果。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丰八、田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这一年戊戌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

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张謇先生之聘，任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学校）教习。讲授伦理、国文（癸卯4月–癸卯12月）。期间，醉心哲学、文学，“分明是一位文学家”（郭沫若语）。收入《王国维遗书》可确认为作于寓通期间的诗文有《端居》、《嘲杜鹃》、《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此》、《游通州湖心亭》、《秋夜即事》《偶成二首》、《拼飞》、《尘劳》、《来日二首》、《登狼山支云塔》、《汗德象赞》等。离通多年后，仍萦系通师。特允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刊发《人间嗜好之研究》（《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第2期，民国元年4月）、《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第4期，民国3年9月）。他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1、2月间，王国维大夫人病故，奔丧返里。3月，与继室潘夫人完婚。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有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

王国维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纂《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1年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

1922年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没有接受酬金。

1923年春，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

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清朝），因阻于家人而未果。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mì]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1925年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925年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与梁启超、陈寅恪[kè]、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中国史学界。

1925年，王国维接受了清华学校的礼聘，此时，他名义上仍是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伴逊位天子读古书。

1926年中秋刚过，长子潜明在上海病逝，王国维痛惜万分，短暂的好时光从此结束了。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11时左右，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清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què]诚实，谨慎；厚道，朴实；恭谨）。

1927年6月3日，王国维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

1927年8月14日，王国维被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9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

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王国维抓住时代的契机，找到自己的道路，也为学术界指出新路。他青年时期走用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学术相化合的路径，开创学术的新境界。他中年后在“五大发现”中的三个方面，即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王国维在学术上是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国际学术平台上来观察、思考问题的。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他词作的成就在境界的开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间词话》所着力强调的。从具体作品分析，王国维的词作多摆脱了抒写离情别绪、宠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现个体的人在苍茫宇宙中的悲剧命运，是对生命与灵魂的考问。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诗词中因此每每流露出哀伤的气息。如《采桑子》中言：“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发现人间的苦难，是与因循守旧、知足常乐的人生相对立的境界，是人的觉醒。如此，“境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他的词表达的就是一种哲学境界，而超越了伦理的境界。

《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的“无我”，即为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教育学说》一文中讲的“无欲之我”；所谓“理想”与“写实”的提法，也是来源于叔本华使用的概念“理想”和“摹仿自然”。王国维将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观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并与中国的传统艺术实践进行了完美结合。《人间词话》成为中国美学史上融通中西、承前启后的理论巨著。后来王国维在戏曲研究、历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领域进一步做出突出贡献，也都与其极富创造性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导向有关。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合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个方面：殷周研究、司马迁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辽金元研究、汉晋简牍研究、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

1925年新印讲义《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为其思想方法的理论总结，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著名“二重证据法”。

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

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意思是运用地下的材料（考古）与纸上的材料（文献）相量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

有人认为，王国维是西方哲学的介绍和传播者，即所谓“早年西洋哲学之介绍”。而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王国维的“哲学姿态”虽然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所据文献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将其视为“中国美学的奠基人”。对于王国维的这种“失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从学术贡献而言，毫无疑问，他在历史和文学上的贡献要超过在哲学上的建树。其次，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持续的时间比较短。这使得他在职业分化越来越具体的现代知识体系内很难被归入哲学家的行列。

但是与同时代仅仅停留在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的是，王国维不仅能对以叔本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脉络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做出自己的评论，而且能够运用以叔本华的观念来整理和分析中国哲学的问题和概念，这使他实际上在20世纪初的哲学介绍和研究者中显得高人一筹。

由于时代的限制，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其接受方式是一种“单一性接受的水平”。这种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基于接受对象的单一性而呈现出与接受对象的一致性，就从王国维的论说方式来看，他十分推崇叔本华的观点，从他的学术取向而言，他所选择的立场基本与叔本华相一致。另一方面，接受对象的单一性也使得王国维对于被接受者有着深入而正确的了解。分析和罗列，最后得出结论说：“哲学者，论自然、人生、知识等之根本原理之学也。”正因为明确将哲学规定为“根本原理之学”。

王国维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建立在他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之上，这不仅从他的文章的写法了可以看出，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试图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哲学的观念主要是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观念来整理和讨论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梳理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的范畴。

王国维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侧重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缺乏纯粹的形上学的兴趣和成果。

从范畴整理来说，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论性》、《释理》、《原命》这三篇文章。比如从王国维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作品《论性》、《释理》来说，其基本的立场显然受到他在1902年翻译的日本人元良勇次郎著的《伦理学》的影响。

王国维当时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但就他利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中国哲学所做的贡献之最大的，还在于他初步创立了作为现代教育的学科而存在的中国哲学的面貌。王国维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整理古代的哲学传统创立了一种范式，这种新范式有一些基本性的特征就是以西方的哲学问题作为出发点，对于材料的整理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依托。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其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其于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于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于敦煌学的拓荒，无不展现了王国维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博大的堂庑。

在古文字、语言学方面，王国维于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石经等呈功赫赫，丰碑巍峨；于传统的《说文》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目录、校勘学，皆渊萃卓如，且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为王国维治学中的一大法宝。

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讲究独立，王国维的为人也同样追求个性，不为人拘。在受西学浸染极深的清华校园，王国维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条粗布腰带，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而且，他顶着一条辫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续起来的）。王国维的辫子留得不合时宜，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溥仪的辫子己经剪掉了。看来，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才是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如果仅就个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则又显得极为愚执可怜。这种带有极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选择，也注定了王国维在悲剧中度过他的后半生。

梁启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鲁迅：“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

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王攸欣：“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

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王国维故居位于海宁市盐官镇西门直街周家兜，南隔城墙与钱塘江相望，北临市河，现为全国重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86年，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在此造这座“娱庐”，于是全家从居住的双仁巷搬来这里。王国维在海宁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故居坐北朝南，木结构庭院式建筑，共二进，前为平屋三楹，大门内外分别悬有顾廷龙、朱穆之题“王国维故居”匾额；门厅中央置有王国维先生半身铜像。大厅内陈列王氏一生十二幅画像及其他资料。在门厅之后的寝楼亦为三楹，楼中为厅，有“苍松万年春”图。“寝楼上为王氏学术成就、对王国维评论及书籍、文献、手迹、拓片、照片等展览。中厅悬有沙孟海先生题“广业甄球”匾额，以对王氏博学多才的敬仰。楼后为花园，园内植有花草树木，设有假山古井。